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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養老優老法制完備有效
時間:2019-03-08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養老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和制度,很早就已經存在。中國漢代時期就出現了以制度化、政策化的養老形式,涉老法制沿承至今大概已有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代非常重視養老問題,是傳統社會重孝敬老的典范,可以認為是繼漢代之后,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尊老優老的高峰期,養老制度達到了古代社會的最高點。清代社會有關養老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是中國歷代王朝中比較完備和有效的,其所頒布的一系列養老優老法令,成為歷代尊老敬老的集大成者。

以孝治天下——繼承并發揚“孝”文化 

孔子曾把“老有所終”當成“大同社會”的一大標志,老有所養的社會一直是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理想社會。清代社會能夠做到老有所養,除了政府的系列政策措施外,最重要的就是發揚“孝”文化的教化作用。

中國孝文化源遠流長,在歷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清代養老思想建立在歷代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建立在明代養老觀念基礎之上。這首先體現在,清代明確將“以孝治天下”放置在政治綱領的高度上,是繼漢代以后中國歷史上尊老敬老的又一個高潮。清代的社會基層里長、約正等職務,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對《圣諭廣訓》的宣講,訓誡一方鄉鄰在全社會形成尊老敬老的風氣。凡符合官府所倡導的孝道行為都會被弘揚和表彰,凡違背傳統孝道的行為都會受到譴責乃至懲罰。在強大輿論壓力下,清代社會尊老敬老的風氣取得顯著的成效。

清代頒布《圣諭廣訓》,是一部移風化俗的綱領性文件,并在全國進行廣泛宣傳、宣講。《圣諭廣訓》第一條就是以孝義為開端,“敦孝弟以重人倫”。從這里就可以看到清代統治者對“孝”的重視。清代作為宗法社會時期的一個典范,“孝”是維持國家、社會、家庭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中國古代的孝文化中,贍養父母是最基本的孝道要求。古人對于養老的精神層面的重視,在法律層面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大清律例》直接把不贍養父母之子孫行為處以嚴厲的刑罰,輕則杖責,重則被流放或充軍,若老人因為養老無著而自殺,那么其兒子要以過失殺人罪論處。在特殊情形下,因贍養老人則可減免獨子某些不太嚴重的罪行(十惡重罪除外),使得人犯得以奉養其年老有疾的父母、祖父母。

減免田賦和力役——對家庭養老的制度優待 

家庭養老即是由家庭成員來提供養老資源的養老方式和養老制度,并且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延續到清代的主要養老方式。養老制度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在一家之內,晚輩子女負有不可推脫的養老義務,而國家也有相應的律令和制度,主要是減免老人及其子孫的賦稅和徭役。

在傳統農業社會,田賦和徭役是歷代政府賦稅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具有足夠的勞動能力是完成賦役的必要條件。對缺乏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實行減免賦稅和力役,既符合現實也有利于尊老孝親的倫理道德。因此中國歷代賦役制度大都有對老年人的優待規定。

除對老年人實行賦役寬免外,古代社會更注重對贍養人實行賦役寬免。此即為“侍丁”免役制度,所謂侍丁是指留侍父母的丁男。通過減輕贍養人的賦役負擔,使其更好贍養親老,也可淳化孝親尊老的社會風氣。清代順治皇帝即位當年就下詔,規定“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此后,每逢皇帝即位、親政、皇帝及太后壽誕等國家大典重大事項均頒布恩詔,優老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清代政府制定的各種優老制度是支持家庭養老,成為家庭養老的法制保障和社會基礎。

宗族和義莊的福利和救濟——家庭養老的擴大 

清代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家庭是清代社會最基本的生活以及生產單位。宗族則是一個范圍更大的生活單位。宗族由家庭集合體組成,眾多的宗族就構成了清代社會。宗族在許多方面影響著家庭的生活,當然也包括家庭養老問題。《圣諭廣訓》中第二條就是“篤宗族以昭雍睦”,主張宗族和睦是家庭和睦的保證,宗族的和諧安定與否直接影響著家庭養老狀況。對宗法族規的踐行,使得孝道在宗族內很大程度上得以落實,從而保障了年邁親老的生活。宗族不僅對于族內的貧弱老人直接施以物質救濟,而且還教導宗族子孫如何贍養老人,不僅要贍養自己的雙親,對于族內其他老人也要敬重有加,施以援助。不過,宗族救濟基于血緣,族外人一般無法獲得宗族義莊的福利。

清代的“族規”“家訓”多有明確規定贍養老人的職責,規范宗族中的敬老行為。如道光年間蘇州潘氏《松鱗莊贍族規條》:“凡貧老無依者,無論男女,自五十一歲為始,每月給米一斗五升,六十以上給二斗,七十以上給二斗四升,八十以上給二斗八升,九十以上給三斗。”諸如此類,可見保障養老問題是宗族的責任之一。

義莊肇始于北宋,盛于清朝,在清末達到了頂峰。就全國范圍來看,清代義莊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尤以蘇南地區最為集中。“義莊之設為敬宗收族之良法”。義莊是家族經濟實力的象征,如同一個公益基金,義莊定期向族人或族中貧困、孤寒人口發放錢米。蘇州的范氏宗族,每一位五歲以上的族人都可以從范氏義莊領米,每口每日一升。族中若有老人去世,也可從義莊申領到15貫至25貫的喪葬費。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婦女可以通過宗族保障的方式來實現養老。其最主要方式是宗族通過設立義田義莊來實現對年老婦女和守節婦女的養老物質保障。

開辦養濟院和普濟堂——福利性質的社會養老繁榮發展 

據《禮記·王制》記載:“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這里的“序”和“學”就是夏商時代的養老機構,也是中國最早養老場所的雛形。

公元521年,信奉佛教的南朝梁武帝蕭衍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建立“孤獨園”,收養孤兒和貧困孤寡老人。從此,中國古代養老院開始制度化,出現了福利養老。

至明清時期,基本上都保留了宋代的居養院建制。明代鼓勵社會養老,將“收養孤老”寫入《大明律》中,對孤老進行官方救濟。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養老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政府救濟、慈善組織與民間互助養老制度多元并存。明代的養濟院繼承了唐宋元時期官府設立慈善救助機構的方式,成為法律規定的官府慈善機構。

清代延續明代制度,繼續開辦“養濟院”和“施棺局”。除此之外,清代還設立了大量的福利機構以滿足老人貧苦孤殘,如普濟堂、育嬰堂、棲留所、工藝局等。這些福利機構對于清代的鰥寡老人的養老意義重大,是家庭養老的有力補充。如清代在京城設立公益性養老機構“普濟堂”,以收養“老疾無依之人”為主,類似于今天的福利院,并要求其他地方效仿。

普濟堂的救助范圍比養濟院要廣,救助方式也較為多樣。此外養濟院孤貧病的食糧米由官府負擔,而普濟堂則大多為民設或民設官助,因此經費寬裕,有皇帝賞賜,官府撥給,官紳士民捐助等多種方式。如揚州瓜州普濟堂從1767年始每年得白銀2600兩,蘇州普濟堂從1739年(乾隆四年)始每年得白銀1000兩津貼;至1850年全國已建有普濟堂399個。民間養老成為重要的社會養老方式。

通過對清代社會涉老法制的粗略考察可知,清代法令對于老人給予免稅和減刑,獨子犯罪可因親老而留養,老人在一些場合中可獲官府禮遇、賞賜和優待,孤貧老人是慈善機構救濟的對象之一。清代社會從家庭養老、宗族養老、民間慈善機構養老到福利養老,構成了傳統社會多層次的養老體系和制度。清代涉老法令和制度維系和強化了社會的尊老觀念,其中有些救濟制度和措施使一部分老年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安置,也對虐老行為有所抑制。大部分涉老律例規范調整家庭和家族內部的贍養、繼承等民事法律關系,如官府對老年人的優待、賦役減免等方面的特權制度,但其在法典中主要體現為刑事法規范,一般以刑罰作為制裁手段。

總體而言,清代社會在保障老人制度方面還是比較完善的。清代統治者對于養老問題非常重視,養老制度帶有濃厚的封建宗族主義色彩,有其封建保守和維護統治的一面。但在維護社會穩定、弘揚社會核心價值等方面,不可否認起到過非常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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